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年高速发展，我国经济运行民生方面出现一些新情况，引起国内国际普遍的关注，成为当前需要着力解决的问题。

宏观经济的主要有：外贸顺差过大，外汇储备过多；社会储蓄率过高，股市和基金市场波动异常；发展需要的原油、铁矿资源国内短缺，国际价格持续暴涨。微观方面即与民生方面的情况主要有：住房、就医、就学的价格和成本上涨过快过高；粮油肉菜蛋奶市场价格波动严重；就业形势日趋紧张。

形成问题的原因

上述情况产生的社会和经济背景比较复杂，有的单纯直观，有的还是一些深层次问题的外在表现。因此，我们不只从表象出发，或就事论事来对待这些问题，必须找准原因，才可调理出科学合理的解决思路。

一是我们对工业化的认识和准备不足。一个国家工业化过渡，资源消耗的增长，首先，体现在工业产品上，因为农业社会的产品粮棉油里边并不包含多少钢铁和石油的成份，而工业产品则是它们直接的载体，高科技的产品可以减少资源的消耗，但绝不可能离开这些东西。资源消耗的增长还体现在基础设施方面。工业化需要现代交通、通讯、城市建设做支撑，基础设施所耗费的资源从量上讲，也绝对不是农耕社会可比的。走出去，看看今天的西方国家就可以发现，中国发展是靠大量消耗资源支持的说法，是对工业化不了解的表现。眼下全国性的交通堵塞，电力供应不足这些现象，对人们生产生活形成的困难。告诉了我们我国基础设施还很不完善，或者说相当落后。要达到满足全国的工业化和十三亿人口的城市化的水平，建设基础设施，真的是任重道远。我国劳动者素质不高，大多数出口产品仅占居发达国家低端市场，说明现在的工业化水平还很低，对发达国家工业还没有形成真正的竞争压力，因而，我国“世界工厂”的角色还得再当下去，资源的大量消耗也将是很长一段时期我们不能回避的问题。因此，对资源问题，我们应当有战略思维和长久对策。必须采取确实有效措施，重点依托国内解决我们自己的问题。应该说世界资源并不紧张，所以目前国际资源价格飞涨，主要是发达国家对国际战略资源的控制和主导，外部力量介入资源富集区导致社会混乱影响市场所致。解决资源问题，离不开国际市场，但应当趋利避害。不这样，我们就有可能在输入资源时，带回通货膨胀，增加我们发展的政治和经济风险。

二是对国际影响因素估计不足。我们是带着计划经济的短缺思维与国际市场接轨的。在与世隔绝的计划经济期间，我国外汇货币特别是美元异常紧缺，总感到储备外汇与储备粮食一样，储备越多日子过得越踏实。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我们是把世界第一的外汇储备作为经济建设成就和国家经济实力来看待的。巨额外汇储备，除了引进外资，主要是商品出口换来的，确实是我国改革开放的重要成就。但是，在美元不断贬值，人民币不断升值的情况下，我们再持续收购并拥用巨额美元外汇就成了需要认真考虑的问题。对加入世贸的影响，我们曾作出过估价，看到了在世界游戏规则内利用好国际国内两个资源和市场发展自已的有利一面。同时也看到了在幼稚行业保护期结束之后，国际竞争演变为国内竞争，给弱质的民族工业带来灾难的可能。实际的情况是，在保护期结束的这段时间内，尽管围绕中国商品的国际诉讼不断，我国外贸出超仍有增无减，不少企业因加入世贸反而如虎添翼，使我们大大松了口气。但是我们并没有预料到发达国家主导下的国际秩序中对我们不利的一面，比如美国将当年逼迫日元升值的故事在中国身上重演，并且主动贬值美元。国内资源供应能力不足，使我国数量众多的石油、钢铁和有色金属企业一窝蜂涌入国际市场，抢购资源，自相残杀。中国虽然是创办世贸的缔约国，但是，我们参与国际经济的经验并不丰富，全球经济一体化，又给国际经济秩序提出更多新的挑战，中国已经是国际大家庭的重要成员，我们应当把这个家庭的规矩、关系当作自己的事认真研究一下，主动地考虑这个家庭现有什么事情，下一步还有什么情况，到时候能拿出自己的主意，不要吃了大亏。

三是国内社会建设严重滞后。社会建设民众是主体，我们和每一个公民，既是社会的主要建设者，更是社会建设的直接受益者。我国当前的社会建设，我认为首先要铺平社会资本的投资渠道。民众把手中的金钱存入银行和投放股票和基金市场，是作为目前政策环境下的投资选择来安排工作的。十七大，在重申按劳分配兼顾公平政策的同时，提出让民众财产性收入合法化，前提是要解决作为收入来源的财产问题。没有投资，哪来财产？而且，这些年，我们虽然开出了允许社会资本进入包括基础产业、军事工业的所有竞争性产业的政策单子，但是，实实在在落实了的，只有民企、股票和基金以及房产市场。民企处于高度竞争环境，存在市场的经营风险、经营者的信用风险，社会资金不敢进入。只有去炒房、炒股、炒基金。当前我国的房市、股市和基金市场的暴涨暴跌，说明大多数进入者不是忠实的股民，而是为了投机，是作为赌博来做的。股票和基金市场作为现代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应该研究和完善管理，但前提是搭建面对全社会的、全面而直接的投资平台，百姓有了自己选定的投资项目，还有谁愿意炒别人的“泡沫”？

社会建设的别一方面，是国家应当对全社会成员住房、吃饭、就医、就学和就业作出适当的制度安排。这些方面，目前的情况我国是市场竞争有余，公平严重不够。上世纪九十年代，我们对原有的公房，一步到位搞房改，全以福利价格卖掉了。政府没有房产，高中低不同层次收入群体“公平”面对房市竞争。国家垄断了所有的高中级教育资源和医疗资源，同时又把教育和医疗推进市场。为了弥补国拔经费不足，高校在规定收费之外，自行加码，医院则以滥用检查手段和开大处方来增加收入，这些负担自然会转移到消费者身上。吃饭和就业，这是人类生存的基本需求，这几年国家在解决贫困人口收入上做了不少文章，城乡普遍推行低保。在农村粮棉油肉蛋奶生产方面，取消了农业税和对种粮进行了补贴，但是农业生产的比较效益仍然太低，农民种地务农的积极性不高，影响到农产品的保障水平。就业问题，我们也没有在制度上做出与民众观念相应的安排。完善政府职能，加快社会建设，的确是我们今天推进科学发展需要优先考虑的问题。

四是观念转变滞后。不合时宜的观念，民众也普遍存在，这里暂不讨论。主要讲我们各级干部。因为民众的观念，是可以通过政策、法规调整的。但作为各级政府政行为的决策者、推进者，我们的观念如何，则对事情的成败具有根本和决定的作用。   

今年是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回顾改革之初，我们曾以经济利益来激励全社会人的创造精神。农村的联产承包，企业的承包经营以及后来的中小企业产权制度改革，都是在这种观念的推动下实现的。现在，我国的民营企业数以千万，违规和事故，难免发生，对于这些，除了要求他们增加投入，提高技术装备水平，加强管理，提高安全生产水平，再加上政府职能部门，完善监管和依法处置，应该说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道理。但实际的情形是，他们出现问题，实际的处罚要比国有相对更重，原因除了他们是私营没有其它道理。民企为了规避各种难以预料的风险，必须与方方面面的监管机构及其人员搞好关系，作为基本的经营重点。尽管在法律上几乎不存在限制民营进入的任何领域，而实际上，它们还面临许多无形的关隘。前些年国有退出的领域，比如这两年市场较好的资源领域，民营的部分在悄悄萎缩，人们利用“国家经济安全”做文章，采取国有大企业控股等途径，推进这些产业的国有化。现在的民众手中拥有丰厚的资金，已不同于往日，但我们的几大金融企业宁肯到香港和西方的其它地方融资，也不愿在国内上市。国有金融企业手中的本、外币，本币重点贷给国有企业和政府项目，外币只想在美国投放，购买美国政府的债券。对民间资本的所有制歧视，在我们的发展过程中始终是挥之不去的阴影。   

另一方面，是我们缺乏管理宏观社会的意识。改革开放之前，社会的方方面面都在政府管理之下，大到卫星导弹，小到针头线脑全由国家计划安排。改革深化过程中，我们把住房、粮食、卫生、教育作为负担和包袱，全部推给社会，推向了市场。不能否认，当年进行的大多数改革给行业和部门带来了活力，今天看主体仍然是正确的。当年改革之初，民众的收入基本平均，我们推出的每一项政策，都收到了普惠的效果。现在民众收入已拉开很大差距，中国已成为世界基尼系数较高的国家。发展的效率问题，市场已体现得淋漓尽致，但在社会公平方面，确实需要政府承担起自身的责任。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并不富裕的国家，过去我们把民众生活包下来阻碍了社会效率，迫使我们不得不进行、至今尚未结束的这场改革。从发达国家的教训看，即使将来国家富裕了，我们也不能那样做。但是，作为承担社会管理和服务责任的政府，每做一项改革，必须在着眼提高效率的同时，对低收入人群的基本生存和生活条件做出相应的制度安排。政府钱少的时候，应当做些少花钱的事情，现在钱多了，办的事应该多一些，覆盖面大一些。这不是人们期望高了，是我们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高了，水涨船高，这样才能叫发展成果社会共享。

化解问题的基本途径

一是要深入推进改革开放。中国经济社会所以有今天，我们拥有的一切成就，盖源于改革，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改革开放道路必须坚持，不容逆转。经济是社会的基础，也是改革的关键。前三十年，我们在经济领域主要完成对农村和城镇中小企业的改革，目前需要进行的是各投资领域对民营经济的真正开放。政府应逐步从竞争性投资领域和赢利性基本设施建设和经营中退出，逐步确立民资民营的社会投资的主体地位和与之适应的金融服务信息服务体系。国家应从已经和正在建设中的大型基础项目入手，具体落实已经出台的鼓励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比如像大江大河治理的三峡、葛洲坝工程，已建和规划的京深、京沪等铁路、公路工程，以及移动通讯、石油石化和钢铁冶炼等大企业大项目进行民营化，将民众银行存款转变为企业和项目的股金和债券。以后，凡是举办大型项目，都应在国家做完前期之后，面对公众进行市场化融资建设，公司化经营管理。这样改革，不仅可以减轻国家财政负担，集中财力用于社会建设。而且可以逐步将银行巨额社会存款化转变为直接投资，降低国家经营商业银行的风险，更主要可以开通民众有保障的投资和财产性收入渠道。稳定股市、房市。民众有了预期稳定的财产性、投资性收入，消费观念就会转变，消费水平自然提高，才会真正构造消费、出口、投资三驾马车拉动经济发展格局。有人可能会担心，赢利性基础项目和国家垄断项目民营后，国家将难以调控。只要立法跟上，执法规范，这些担心全是多余，民营化将会推进基础设施建设的加速，促进服务行业水平的提高，有效降低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成本。当前，我们存在的“难”充分说明，改革的主客观条件已经具备，执在必行，也是水利到渠成。资本的流进流出，是全求经济一体化条件下的普遍现象。引进外资在改革开放之初作为我国重点，因为国贫民穷，发展需要启动资金，除此，别无选择；目前则应根据变化了的情况，把提高民众的投资兴趣，盘活民间资本作为重点去考虑。提出这个问题，不是要排斥外资，而是因为形成内资为主的社会资本结构，有利于经济稳定运行和国家的经济安全。当今世界没有一个国家是靠外部投资发展起来并始终维持这个格局的，更何况中国这样一个大国。   

二是以积极的政策和法规推进产为升级和经济转型。客观地说，资源的大量消耗是一个国家工业化过程的前提条件。但就我国第二产业现状看，存在问题也确实不容忽视，一些行业如钢铁、水泥、电力等的总体生产规模过大，而个体项目过小，资源和能源利用率普遍相对不高。解决这些问题，提高准入条件，限制盲目发展，加重对资源、能源消耗过大企业的取缔和处罚，都是现阶段可取的政策，但是“几年内不批新的项目”这样的办法则绝对不可取，这样搞产业冻结，看似控制了规模的盲目扩张，但同时制约了产业的技术进步，自我提升。国家应抓住国内对能源、原材料需求正旺，社会投资踊跃的有利时机，采取提高技术装备水平提高单体生产规模要求，同时对落后产能采取惩罚性税、费率，允许新上项目买断淘汰企业产能等等措施，加速企业的优胜劣汰，促进产业和企业做强。这样，我们不仅可以降低单位产值的资源、能源消耗，即实现节能降耗，逐步使第二产业的成本由资源含量为主，转变为技术和知识含量为主，降低发展风险。而且同行业的企业数随之会减少，企业单体规模会扩大，综合效益会提高，还可以提高在国际资源价格谈判中的话语权以及在国际行业中的竞争力，依托我国市场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民族工业的大企业大集团。当前的工业化，是我们提升民族工业的千载难逢的机会，我们应从国际大环境和中国具体情况出发考虑问题，采取积极措施，为民族工业奠定千秋基业。

三是发灵活手段参与国际资源、能源格局调整。我国是一个有十三亿人口，资源、能源赋存总量不足，结构不好的大国。这样一个国家要从自我封闭的农业国家向参与国际分工的工业化国家过渡，不能把解决资源问题的目光完全盯住国际，尤其在属于战略资源的能源方面，必须坚定不移推进格局的调整，因为世界没有一个国家所有资源都做到自给自足，我国煤富油少，探索能源替代，解决煤变油的工业化技术，是中国能源的根本出路，只有这样才能使中国发展对国际石油资源过渡依赖得到有效弱化。但同时必须从国际市场争取更多石油资源和建设稳定的供应渠道，这也是我们应当有的战略选择。美国入侵伊拉克，俄罗斯和中东国家高度重视能源的战略份量，使我国有巨额的外汇储备，我们可以以优惠条件借款给落后的资源、能源富足国，支持它们自主开发资源能源。我们可以以借款给中资企业投资入股国际资源和有源企业，既取得资源和能源的支配权，又可以分享资源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好处。我们还可以以国家间的关税协定，允许其他国家出口我国普通商品或进口我国特有资源。形成国际贸易的良性互动，形成合理的市场格局，把巨额的外汇储备降下来，有效益。

四是与民众合理分工，共同搞好十三亿人的社会建设。我国的内需潜力在哪里？不是工业产品，而是社会服务产品。改革开放三十年，国内服装，社会主要工业品消费已经基本饱和。

如何启动民众的服务业消费？基础是把社会建设的内容做好。民众的住房、就医、就学、养老是社会建设的基础，也是民众生存的基础，这些问题不解决，大家的即期消费兴趣难以提升。在这些方面，西方已经有比较成熟的做法，我们完全可以借鉴。需要我们去做的，一是政府应当自上而下从教育、卫生高端服务的垄断地位退出，重点抓好无利可图的基本医疗和普及性教育。政府将高端服务让出来，才有财力将贫弱人群的需求兜起来。在政府和社会间做出适当的分工和制度安排，才能形成人人都享有基础教育和基本卫生条件的格局。住房、养老和失业救助是社会稳定的基础，应当作为国家社会建设的基本内容，即从高房价格政策的大城市入手，适当加大对建房土地的投入，发展完善房地产市场，解决大多数人住房问题，同时建立和推行廉租房制度，真正使富人穷人，家家都有屋可居。养老和失业保障，应以公共财政为主要资金来源建立覆盖社会全部老年人和低收入人群的生活保障，确保老有所养，后顾无忧。同时逐步把非公有企业和自由就业人员纳入失业、工伤等社保范围。采取财政补一点的办法，激励他们加入社保。在同一个社会制度下，不同的社会层次应该享受到平等的社会保障，随着这个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存在就会改变人们的意识，社会间普遍存在的体制性歧视就会逐步淡化，高素质人群到民企就业的障碍就会消除，同时还可以提升民企整体素质，提升它们的市场竞争力。我国已进入民众收入和消费都高速提升过程，今日民众的保障投入，明日的回报相对于消费而言可能是杯水车薪，国家应当正视这样一个事实，建立社保基金预算制度，以提升全社会投资社会保的实效性，加快我国社会建设的步伐。

五是我们应当采取的即期政策和措施。当前国际市场资源性商品和农牧产品价格暴涨，影响到国内发展和民众生活的成本，第一产业产品的涨价可能诱导通货膨胀，这是与以往不同的经济周期。对这一次发展为特征的经济过热，我们必须认真加以研究和把握，并采取积极措施加以调节。如何化解中国资源和能源紧缺的长期风险，我们已经作过阐述。即期的政策主要是加大有效供给，当前的措施应当有，放开石油进口经营权，允许有经营能力的民营企业及国外企业参与经营，扩大石油来源渠道；降低或取消石油进口关税，降低进口成本，逐步放开销售价格，刺激企业提高从事石油进口和经营国内市场的积极性。精铁矿矿粉进口，国家应支持企业进入期货市场，并以钢企方式进入现货市场，提高市场话语权，并以低关税或免税方式吸引外企经营对中国的精矿粉出口。农产品价格，中国整体低于国际水平，目前国际上新一轮粮食涨价，已开始影响我国，我国不能长期维持粮食低价位格局，但也不能一步跟上国际水平，我国的粮价调整只能是一个持续小幅增长的过程。国家应大幅增加对优质高产粮油肉茶蛋奶品种的财政扶持力度，提高对农牧民的补助，提高产出总量，同时放开农产品的市场价格，以增加市场供应量来促进价格降低。对社会各个行业，则应分门别类制订相应的限制、鼓励、扶持的税费和金融政策，以税收和金融杆杠来调节投资规模并促进产业和经营单体结构优化。单纯提高商业银行准备金备付率，有抑制整体投资过快增长的效果，但是，它的影响好也会普及到所有行业的经营单位，体现不了我们的产业政策，反而会促进民间借货的扩张和国际热线涌入，一旦国际汇率逆转，后果难以预料。

我们面临的问题，是在完全对外开放条件和完全市场经济环境下发展国家经济和社会的过程中必须面对的课题，也是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年后的今天必须完成的攻坚，有三十年改革开放的丰富实践经验，有三十年高速发展积累的国力民力，我们对化解这些问题充满信心。渡过难关，我们将迎来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艳阳天！

                      （作者：汾阳市人民政府市长 刘广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