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中国经济高增长还可保持二三十年

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兼副行长林毅夫说，尽管我国经济以平均每年9.7％的速度发展了28年，但实际来看目前我国所处的发展阶段还是比较低的，2006年人均收入仅为2040美元。在这样的收入水平之下，我国目前产业总额以及国际分工方面水平都比较低。他认为，“既然水平比较低，就说明产业升级的空间非常大，每年可以投资的机会非常多。”林毅夫说，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过去几年一方面我国许多制造业已经产能过剩，但另一方面每年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都是超过40％，每年投资的增长率从2003年以来维持在25％左右。他认为，“这样的一个态势在未来10年、20年或30年的时候还会继续保持。”林毅夫推测，如果我国经济维持每年9.7％的增速，从2007年到2020年，我国人均收入要增长3.3倍，也就是从现在的2040美元变成6800美元；另外，按照人民币每年3%升值幅度计算，到2020年，我国的人均就是从现在的2040美元变成6800美元；另外，按照人民币每年3%升值幅度计算，到2020年，我国的人均收入将会是9100美元。相当于韩国在2000年时候的水平。                                                                             （摘自新华网）

《经济参考报》：官员直接招商模式应结束

近日公布的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长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意见》旗帜鲜明地叫停长三角恶性招商竞争的局面，提出“规范招商引资行为，实行相对统一的土地、税收政策，营造公平、开放的投资环境”。恶性招商竞争就是在招商过程中争相压低土地价格，在税收方面想方设法给商家以优惠。长三角招商的恶性竞争，是国内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的一个缩影。当前，许多地方为了招商引资甚至搞“全民皆兵”，几乎所有官员都有招商任务，还将招商任务分解到各个部门。一些地方还制订出奖励措施，鼓励招商。文章认为，政府官员直接出面招商，在经济发展的初期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在经济发展到一定规模和阶段后，则会引发许多社会问题。招商引资过程中引发的恶性竞争只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让政府的职责模糊，造成权力的扭曲使用。当下一些地方发生的产品质量问题、群体性事件、环境保护问题，都和官员主导招商的发展模式不无关系。

文章指出，一些官员为污染企业提供保护，在劳资纠纷中始终站在企业一边，在土地征用方面出动公安等公共机关为企业保驾护航，都无不是这种发展模式所引起的乱象的延伸。部分政府部门对企业放松监管，致使一些企业一再引发公共安全、环境保护等事件，也都无不与当下官员主导发展经济的模式息息相关。这种模式让官员放弃其本应坚守的职责，难以为所有社会成员提供公平的服务，造成大量社会不公。因此，不仅要结束当下招商引资的乱象，更要结束官员直接招商引资的模式，让官员彻底退出经济领域。（摘自《经济参考报》）

国家发改委：区域经济增长格局发生变化

国家发改委地区经济司近日发布《2008年上半年我国地区经济形势分析和下半年政策建议》，该报告分析认为，东北、中部和西部地区均已超过东部地区增速，东部地区经济增长长期快于中西部地区的局面已完全得到扭转，我国区域经济增长格局发生历史性变化，区域发展的协调性继续改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东部地区在经济增速上一直居各大区域之首。2007年，东部地区经济增速被东北地区超过而居于第二位。去年我国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的GDP分别同比增长了12.30%、13.32%、12.43%和13.96%。四大区域经济增速的位次依次为东北、中部、西部、东部，这标志着我国区域经济增长格局正在发生重大变化。

                           （摘自《中国经济时报》）

全球竞争力：中国跻身世界30强

世界经济论坛日前公布的《全球竞争力报告2008－2009》显示，在全球134个参评经济体中，中国（不包括香港、澳门特区和台湾地区）排名由去年的34位上升4位，跻身前30强，继续领跑“金砖四国”。报告认为，自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在发展经济和促进经济多元化方面成就斐然，在减少贫困和改善人民生活水平方面取得的进步令人瞩目。中国已成为继美国、日本和德国之后的世界第四大经济体，并在全球经济中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　                                    （摘自新华网）

周小川：中国缺扩内需经验

近日，央行行长周小川在《财经》年会闭幕发言中表示，近代中国一直在过“穷日子”，政府过去关注更多的是如何扩大生产，因此在扩大内需方面一直相对缺乏经验。在谈到金融危机的经验教训时，周小川认为，金融危机总是始于经济中某些环节出现泡沫后，相关调整不足。这既包括宏观调控不足，也包括微观层面调整的缺失。宏观调控一般都是逆周期而动，但目前的微观机制中存在着一些顺周期因素。因此，应该在微观机制中加入一些逆周期因素。                      （摘自中国国情网）

我们正在成为收入分配严重不公的国家

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最近撰文指出，中国由于贪腐问题，正在成为一个收入分配严重不公的国家。过去三十年，中国的贫富差距迅速扩大，基尼系数从1982年的0.30上升到2002年的0.45。根据南开大学陈宗胜教授的计算，当计入偷税漏税、官员腐败和其他非法收入后，实际基尼系数上升到了0.49。而且，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现象日益加剧，最富有10%的家庭与最贫穷10%的家庭的消费额比值，1991年为2.42倍，2003年则剧增到5.66倍。对此，他认为，一方面要加快在中国建立起正式的法治体制和市场体制；另一方面要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减少各级政府支配经济资源和对企业活动进行干预(包括设立行政许可)的权力，撤销不利于企业家创业的种种樊篱，降低创业成本。

（摘自中国国情网）

价格支持和直接补贴的效应及粮食政策改进

周慧秋、李孝忠在《学习与探索》撰文指出，我国已经实行的价格支持政策中消费者、生产者以及政府在这项制度安排下均存在一定的损益；而直接补贴政策在一定层面上刺激了粮农的积极性，增加了粮食产量，但在粮食流通体制市场化完成之后，粮食价格由市场供求决定，相对于缺乏弹性的需求，供给增长必然使市场均衡价格下降，实际上真正从补贴中受益，或者严格地说从补贴效果中受益多的，是粮食消费者而不是农民。为确保粮食政策具有平抑价格波动，确保粮食安全和增加粮农收入的政策目标，粮食政策应做如下改进：1、政府主动介入与市场自我调节相结合。粮食流通市场化体系建立后，市场调节的结果只能是以供求决定价格，用国际贸易平抑产量波动，虽然长期内市场会趋于平衡，但农民稳定增收和国家粮食安全的目标却难以保证，因此由政府主动介入来矫正和弥补粮食市场“失灵”。2、保持粮食政策的稳定和连续。实践证明价格支持政策是“市场后”的政府调节，是保护农民利益市场手段的补充，虽给农民带来实惠，但也增加了政府成本，造成了无谓的社会福利损失；粮食直接补贴政策的利益实际上隐性流向了消费者，但社会福利损失小，而且符合WTO农业补贴规则。因此应继续保持两项政策的连续与稳定，依据市场变化，相机抉择。3、建立起粮食波动监控和调节的长效机制。  

（摘自新华文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