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殖民主义荼毒下的亚洲

二次大战后亚洲前殖民地的“独立”，其中绝大部分并不真实。因为今日的亚洲“国家”，许许多多都是过去西方殖民地主义直接的产物。如果亚洲不曾被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侵入过，亚洲人民所建造的国家，肯定和今天的国家在性质和形式上完全不同。亚洲的贫困之再生产，基本上是这历史上新旧殖民主义本身所再生产的。新旧殖民主义，对于亚洲前资本主义的社会构造往往不是加以现代资本主义的改造，而是依据殖民主义的利益，时而和传统的社会构造体相温存，巧加利用；或时而竟加以固定化。今日广泛存在于亚洲的半封建甚至封建时代大庄园制度和其他的落后残酷的生产关系，便是显著的例子。契约栽培、保税加工特区和企业农庄等巧妙的手段，是今日外国和本地殖民地统治阶级，超越了国境的限制，经由其“国际的结合”而完成的。

透过国际借款，援助计划，合作计划，引进外资以求“发展”的过程，在亚洲地区几乎毫无例外地是以压制人民自觉选择和参与；以强权的暴力压抑人民在这被迫的“发展”计划中遭受损害所引起的反抗的过程。“绿色革命”技术改革的偏远山区的稻作农民，因无法生产廉价的稻米，而被迫从市场原理中剥离，陷入更严重的饥饿与贫困。马来西亚的稻作农民和橡胶农民的遭遇就是例子。

急于透过资本主义改造而追求发展的亚洲，由于殖民主义掠夺机制残存，不但没有创造出均质的、主动积极的工人和农民，反而从工人和农民的分离解体中产生更多的贫民。统治者利用亚洲复杂的文化、人种、宗教和语言的矛盾，使这些穷困的人民互相对立，互相敌视。穷人歧视穷人，穷人敌视穷人。亚洲新殖民主义的资本主义累积过程所大量产生的贫困，因贫困人民间的矛盾而掩蔽了贫困本身的剧烈痛苦。

许多亚洲自觉的政治经济学家认识到：这亚洲贫困的再生产进程，同时也是富有的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繁荣富裕的再生产进程。北方的先进国家固然也有贫富阶级的分化，但透过霸权主义、新殖民主义从广泛第三世界吸收的财富，使先进国家内部的阶级矛盾镇静化和缓和化，是不争的事实。对大多数的亚洲社会，由于殖民体制的残留，使得工业部门的现代工人阶级、自营农民阶层、城市白领阶层的产生受到扭曲，而使贫困更为尖锐和严重，从而在亚洲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强化了西方支持的、“政府”的权威主义的个人，使亚洲各地人民的民主、人权和自由，遭到严重损害。在过去40年冷战的时代，亚洲法西斯军事政权，以反共国家安全之名，以经济快速成长为饵，进行对于亚洲人民长期独裁、腐败的支配。在另一方面却透过军援、贷款、合作开发……向亚洲大地渗透的新殖民主义的资本主义发展，使亚洲国家在输出市场、资本、技术、半成品……方面，无可自拔地依赖外国资本。先进国繁荣富裕过程，成了解亚洲第三世界贫困停滞的过程；先进国“民主”、“自由”的过程，也和贫困国家专制、戒严反共法、国安法结成密切的关系。

大陆知识分子的变貌

亚洲的故事，其实就是广泛第三世界的故事。

以这样的故事为背景重新认识、评价和批判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观点，不但是40年极端反共、极端受到冷战学术和价值把支配的台湾所没有的观点，在“改革开放”之后，似乎越来越多的大陆知识分子也不可思议地失去了这样式视角。1980年以后，大陆上越来越多的人到美国、欧洲和日本留学；越来越多的大陆知识分子组织到各种国际性“基金会”和“人员交流计划”，以高额之汇率差距，西方正以低廉的费用，吸引大量的大陆知识分子进行高效率的、精密的洗脑。和60年代、70年代以来的台湾一样，大陆知识分子到西方加工，塑造成一批又一批买办精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Compradorelite bourgeois intellectuals），对西方资本主义、“民主”、“自由”缺少深度理解却满心向往和推崇；对资本主义发展从前的和新的殖民主义，对第三世界进行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和意识形态的支配的事实，斥为共产主义政治宣传；对1949年中国革命以来的一切全盘否定；甚至对自己民族4000年来的文化一概给予负面的评价。在他们的思维中，完全缺乏在“发展——落后”问题上的全球的观点。对于他们而言，中国大陆的“落后”，缘于民族的素质；缘于中国文化的这样和那样的缺陷，当然尤其缘于共产党的专制、独裁和“锁国政策”。一样是中国人，台湾、香港能取得令人艳羡的高度成长，而中国大陆之所以不能者，就成了这种逻辑的证明。“开放改革”以后，即使从海外看来，都能生动地感觉到中国大陆因市场、商品经济的发展的摸索，相应于社会生产关系上的巨大改变，而产生了思想上的“两条路线”的分化。《河殇》系列以国家体制派意识形态宣传的方式推出，在大陆全国范围内引起激烈的震动和争论，更是形象地表现了这个思潮上的分化。

因此，在这个意义上，何新以“世界经济形势与中国经济问题”在《人民日报》用巨大的篇幅刊出，就尤其值得注目。

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成绩

何新当然谈以中国社会主义的优点。但具体而言，何新在这方面恰恰不是说过了、说大了，而是说少了，颇为自制。1987年，世界银行对1965年到1985年的中国大陆和印度的经济，做了比较。在这一段时间，大陆国内生产毛额的成长率比印度者少40%。从1980年到1985年，大陆国内生产毛额每年8.9%，印度者为5.2%。80年代初，中国大陆每单位粮食收成高印度者1倍；1979年，大陆每公顷米、麦、玉米的产量是印度者的1倍或1倍多。1985年，中国大陆的平均年龄，五岁以下儿童死亡率，人均热量摄取量，仅次于日本、台湾和韩国。10亿人口的中国，这样的成绩，相形于广大第三世界长期、慢性、严重的贫困和发展不足，即使是对中共最苛评的经济学家，都不能不说中国的社会主义发挥了无法否认的成绩。比起其他采取资本主义发展方式的、忽视农村福祉、追求以城市为中心的工业化，对外国资本与技术高度从属化，坚持以出口为导向的工业化而完全牺牲独立自主的发展和人民的利益的其他落后国家，中国大陆围绕着她的广大农村，广泛动员长期贫困无助的农民，最大程度地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坚持自力更生、平均分配的发展，显出独特的风格与成效，而广受赞扬。而即使有过1958年“三面红旗”、“大跃进”；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那样重大的起落和转折，到70年代末，中共还是取得了这些不平凡的成绩（M.Selden.1990）：消灭了以财产为基础的不平等，在城乡全部缩小了不平等；快速而巨额地增加累积和投资，使工业显著发展，打下了重工业发展的技术和总体经济的基础；消灭了外国资本对中国现代贸易、工业、金融和财政的支配；农业生产率初步超过了人口增长率；工人阶级获得物质和精神上的解放，收入、社会地位及福利有巨大增长。

集中与放权的循环与矛盾

这些快速累积和生活改善，尤其在帝国主义重兵包围，与市场隔绝中，在独立自主条件下取得的成长，毫无疑问，是在一个对广泛翻身贫民有高度道德威信（至少在1976年以前）的党、魅力领袖和社会主义理想（vi—siong）的条件下以“动员性的集体主义”（mobilizatonal collec—tivism）；以赤裸的人海劳动所完成，在广泛第三世界发展道路的绝望性背景下，自有悲壮、宏伟的评价，是不容抹杀的。然而，正如何新指出，优点的延长部分往往成为缺点。何新指出了社会主义体制的高度集中性，产生了“国家权力的盲目扩张”，把一切管得太紧、统得太死，也从而产生了官僚主义和腐败；而一旦最高层决策错误，容易造成大患。

事实上，从1949年以来的中国大陆经济发展史看来，“高度集中”并不是常态。具体说，一部大陆经济计划和政策发展史，是不断地重复“集中——放权”的循环。而在管理、计划、分配权的下放时期，有时同样也产生和集中主义时期一样的经济结构重大失调的问题“一五计划”（1953～1957）受到无法避免的苏联模式的影响，搞高度集中计划，甚至放弃了中共在1949年之前长期、丰富的农村经验，急切地搞强迫性合作化。结果工业积累固然陡增，农村贫困情况没有太显著改善。“大跃进”（1958～1960）搞放权、鼓动群众参与大办公社和炼钢，结果因分权过滥，基建膨胀，本位主义和过度平均主义的发展，使生产积极性最终下降，甚至在部分地区产生饥馑，但为日后农村工业化打下可贵基础。1961年到1965年的“调整时期”很像1988年以后的“治理整顿”和1978、1984年的农村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相对于“大跃进”时期的放权，这时又搞集中、上收和调整（不当的下放企业之裁、停、并、转），发展小规模私有和“一自一包”。1966年“文革”暴发，又恢复“大跃进”时期的“鼓动人民参与，大幅放权”，并且在准备世界性战争，发展内陆的、大地区独立作战自主的工业和经济体制遂又产生地方发展和权力的过分膨胀。1976年到1978年的“洋跃进”，基本上沿“文革”的躁进发展，却同时大量引进外资，“开放改革”时期（1978年）前半，基本上是经营和权力的下放（所谓“放权改革”），至1987年，空前的本位主义，“过热”发展，基建膨胀，超发工资，奖金和集体消费膨胀，形成严重的经济危机。1988年（十届三中全会）后又搞收缩、调整、上收。但旋即受到赵紫阳“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的冲击，在中国沿海地区刮起大规模“建设”风，调整的计划停顿，经济进一步失调，基建过度膨胀、资金相对短缺，需求却因市场和商品经济的发展而进一步的膨胀，物价陡升，而官僚体制则进一步肥大化和腐败化。至北戴河会议，又搞集中、调整、裁并。

用最概括的话说，大陆经济政策一旦往上收，往上集中，企业就受到层层紧严的制约，地方的、个别特性的企业管理和计划就无法发挥主观能动性，积极性下降，官僚主义膨胀，“统得过死”，造成生产力和产量下滑，经济失调。但是工业高度累积的达成也往往在这个时期。而经济政策在往下放权的时候，由于放的末端不是个别企业负责人而是地方政府，基本上无法解决经营下放、放权的原始目标：增加自主性、增加效率，结果还是发生另一种（地方）官僚主义本位主义、地方主义、急功近利主义，失去宏观视野而流于短视。但这个时候，往往是生产积极性比较提高，生产力和生产量比较上升的时候。然而基建膨胀，发展“过热”，经济失调也是这个时候几乎共同的问题。

因此，把社会主义的弊病片面归于过分“集中”，并不准确。而决策“上层”发生错误的时候，也未必全是高度集中所造成。例如毛泽东威信如日中天的“大跃进”，其实是中央“高层”相当一致同意的政策，在“大跃进”初期，甚至也取得人民广泛、热情的支持与参与的。过去40年中国社会主义的难题，在于经济显然有它的客观规律。而中共革命的传统中，反对帝国主义，力争独立自主，力争迅速发展工业，振兴中华，是一股十分强烈的主观上的悲愿和动力。这主观上的宏大悲愿（其实也是全世界被压迫、被掠夺的民族各自的悲愿）如何与经济的客观规律比较好、比较科学地结合起来，就需要大量、长期的研究、调查和实践的累积。因为在资本主义的实践和知识支配着向来的经济学的世界上，社会主义必须在一个充满强大的反共、反社会主义的物质与精神世界中，独自艰苦地探索——并付出昂贵的代价。

人谋不臧和“社会主义经济周期”

因此，当何新把1987年以后的停滞膨胀（stagnation）看成“社会主义经济的周期”，恐怕只对了一半。这一半，就是1978年以后的经济改革，是大陆一次有意、有计划地把市场和商品经济和社会主义“结合”起来的改革。这与毛泽东在“大跃进”以后基本上要消灭市场、消灭商品的时代，相去不啻千万里。中国社会主义头一次有这么高比率的商品性质和市场机制，自然就会产生它的“周期”。然而，不能否认，1984年以来，中共当局的“智囊”们在体制改革中大搞“放权改革”的结果，工资、奖金、管理费用和集团消费狂疯超发，地方争夺基建资金，乡镇企业争夺原材料和资金，地方主义和本位主义泛滥……恐怕是计划、战略、知识不足、体质不良这些主观上人谋之不臧的因素，也不亚于客观的“周期”之出现吧。

其次，开放改革固然带来了进一步累积，商品比往时任何时候都要丰富，基建有长足的发展，生产力有所提高。但同时中国大陆社会的生产关系却已经和正在进行着1949年以来头一次重大的逆转。家庭承包、市场和私人创业范围不断在扩大，对雇佣外村劳力的限制松驰和减少，极大地恢复了私人、家庭对土地、劳力和资源分配的控制。私人经济机会惊人地扩大。

新的阶级分化

这些巨大变化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城市和农村范围中阶级分化的开始。越来越庞大的人口在私中谋生，独立商号、雇用劳工的企业家、承包和承租土地的农场经营者倍出。从50年代集体化以来，中国大陆社会阶级从同一化的趋势到此而逆行转变为阶级的悬殊分化。以财产为基础的差别……甚至不平等，在革命40年后重新出现。如果前40年的中国是国家集体的扩大；市场和私人经济的缩小，到80年代，这一切都起到了根本的变化。雇佣劳动者的重新出现。雇用十几个、几百个劳动者雇主阶级重新出现。M?Selden引用的一份资料揭露了在一个迅速工业化的浙江乡镇，童工制度重新出现。多达700名农村儿童和10至15岁的青少年，每天在铝厂、印刷厂、塑料工厂工作10至12小时（最坏的有长达16小时）。这些童工工资每日1元人民币，成人为3元。“改革”促成了儿童和青少年辍学率的提高。经济上的渴求，使家长鼓励儿童和青少年辍学投入私人部门成为童工，以增加家庭收入却同时为社会扩大了半文盲的人口。

Selden也指出家庭为了增加劳动力增加收入，促使人们极力多生孩子，对中国的人口问题投下了重大威胁。国家因扩大对工业的投资而大幅减少农业投资，影响农业的持续发展。农家经济的发达，相对危害了农村的公共设施。过去累积下来的土地平整，灌溉系统、通讯网和村路系统已经无人维修或新建。

去年9月，我因文学上的交流访问了广东、东莞和深圳。即使是一次简短勿促的旅程，东莞、深圳的巨大社会变化，已十分令人惊异。据说有60万到80万“外省人”流入广东、东莞、深圳地区，为人代耕土地、从事社会较低层劳动。农村中兼营私人工业（例如砖厂）的农民雇主，和企业家、华侨、党干部（书记）兴建新楼房，聚居一处，俨然形成一个高收入阶层的特别社区。“外省人”劳工在私人企业工厂中劳动，完全没有任何社会福利，工伤（例如手指轧断）没有任何医疗救助。当地农民将土地交给“外省”农民耕作，自己从事非农工户（例如土木、装潢、商贸、砖窑）而又收取一定比率地租。新的、拟似地主——佃农的关系出现。

阶级分析论的消失

当然，我无意忽视国家和集体仍然在中国大陆的经济构造中占有不仅仅是举足轻重的比重。国家和集体仍然拥有土地终极的所有权；国家和集体是承包内容的最后决定者，并且掌握农村工业、副业生产的大部分资产。国家决定家庭对于所属村庄以及国家的财政上的负担。尤有甚者，国家和集体控制着中国大陆经济最为重要的部门——现代化巨型工业、银行以及国际贸易，等等。然而，80年代开放改革制度所造成的新的阶级分化、新的剥削制度、新的社会生产关系，往往因政策的高度权威，而无法使大陆社会科学界对当前政策所产生的暗部，加以科学的调查、研究，并上报于中央决策部门，据以改善、补救。一个饶有兴趣的事实中：中共自取得政权以后，从未对革命以后不同阶级的中国大陆社会，做过社会性质和阶级构成方面的分析，科学地分析社会矛盾的本质。说目前的中国大陆社会已经有新生资产阶级；有资本主义的剥削和被剥削关系；说中共党内已形成资产阶级官僚阶层；说在意识形态领域上俨然存在着“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潮，比起“文革”时代，已经更有客观的、明显的事实支持类似这样的提法。我们当然无意建议人们应该以“文革”时代高亢的“阶级斗争”去面对这些新生问题，但人民和中国社会主义，应该如何认识改革历程中产生的阶级分化、剥削、城乡差距的矛盾，体力和精神劳动的矛盾。如何与这些问题相处；怎样看待这些矛盾的发展前途——如何最终解决之……这些，中共党的理论家都应该明白、仔细、正确地告诉全体人民。何新在这个问题上完全没有触及，不仅仅是这篇“谈话”的缺点，是否也反映了当前政策在大陆还缺少民主、科学的批评与讨论的条件，则无从知道了。

失去的第三世界视野

1949年的中国革命，对于绝大多数的第三世界不发达国家，是一个仍然必须付出艰难而巨大的努力犹难于取得的成绩。帝国主义的支配被彻底驱逐。和帝国主义内外勾结荼毒民族发展和国内反动势力被摧毁。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经过了根本性构造变革。中国成了她自己的主义。民族和国家的完全独立自主，即使是一些先进资本主义化国，在战后也一段长时期中不曾获得。日本在政治上的独立性，是在美国开始衰落的最近几年。战后不久，法国、（西）德……在经济上和政治上是美国在欧洲的冷战战略的从属国家。

然而，似乎不论视野，在中国大陆，已经不知不觉地失去了第三世界的视野——虽然中国在第三世界拥有许多最真诚的朋友。这些朋友，还在广泛的、残破的第三世界丛林、贫民窟和城市中，和帝国主义、霸权主义以及新殖民主义与他们在国内的代理人做极其艰苦的斗争。他们热爱着中国，因为在民族解放的事业上，中国是他们的标杆，从而也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上一些缺点怀抱着严重的关切与严厉的批评。但今天大陆上许多知识分子却只知道看西方国家的“文明开化”，不屑于一顾那些为民族的骄傲，民族的认同、解放和独立发展而奋战的世界的穷人。中国大陆请了若弗利曼之类的资本主义经济学家到中国，奉若特别会念经的远去和尚，却从来不注意拉美、印度、非洲和其他第三世界杰出的政治经济学家或世界政治经济学家和社会科学家——Paul Baran，AG·Frank，E·Feder和P·Pey等。为了革命以后的经济建设中国埋头于越来越复杂而困难的发展计划，而逐渐失却了与世界穷人同舟一命的认识。这是十分令人扼腕的。而这也是何新的这篇长文值得我们关注和期许的理由。

寻找失去的视野

清末以来各种救亡运动，革新救亡的知识分子，从思想、文化、历史的角度发言的人远远多于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发言的人；多于从中国社会史的经济构造的角度发言的人。《河殇》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从经济学的观点看，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是追求“发展”的两条路线，也就是追求工业化积累的两条路线。然而，对于“发展”的饥渴，对各界的饥饿，两者几乎不分轩轾。社会主义的发展，千条万条，是以人为中心的，以人的真实的解放为中心的发展。因此，对发展的定义，内容和品质，应该有通盘的异于资本主义发展论的新内容。这是中国经济学家的一个重要挑战——为谁、为什么，什么内容的发展，决定着发展的方针。何新要中国面向世界市场寻求中国的社会主义积累，呼吁和国际独占资本主义化的日本的合作时，如果没有在发展的根本哲学上与具体知识有清晰的认识在“国际货币基金会”、“布列顿兹协定”、“关税及贸易协定”，这些世界独占资本主义体系严格周密的支配的体系下，何新重回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的一片善良愿望，不免要遭到严苛的考验。

1972年12月4日，智利工人和农民最优秀、勇敢和正直的领袖萨瓦多·阿颜德（S·Allende）在联合国大会上作了一次令人难忘的演说，对于国际帝国主义、跨国企业对智利人民追求独立解放和发展的艰难而充满决心的事业，横加卑劣的干涉、颠覆和威胁，提出痛烈的批判。阿颜德和他的革命，不旋踵仆倒在国际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的屠刀下。今日读之，犹不免心悸。无论如何，今日的中国，终究已经有力量免于这种来自霸权主义和帝国主义不可置信的压迫、掠夺和凌辱。当阿颜德说：“有这样一个极为清楚的辩证的关系：帝国主义存在，因为不发展（underdevelopment）存在；而不发展存在，因为有帝国主义”时，他并没有忘记对北自斯干狄那维亚各国以迄南至西班牙的欧洲对于智利革命、改革的理解与同情，表示最真诚的感谢。今日的中国，故然不应该，也不能重又回到冷战历史中充满极端焦虑和忿怒的反帝、反霸的过小的战壕，却也决不能失去从世界数10亿穷人的角度去理解世界，反对形形色色的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的立场，但同时又有更多的自知和自信，在资本主义世界中从容、放胆地出入，却永远不失去自己。而这就需要中国的经济学家自觉地以大量的劳动，依据自己宝贵的经验，发展和累积亟欲改变和创造自己命运的、世界被压迫人民自己的政治经济学。阅读何新文章不免为之动心，其理由也在于此。

（作者：台湾著名作家  陈映真；本文原载《海峡评论》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