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抗日战争时期——双拥工作的形成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军向北平郊区卢沟桥发动武装进攻，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和全国人民抗日怒潮的影响下，抗日战争爆发，中国革命进入了争取民族解放的新阶段。
这一时期，由于确立了人民军队的建军原则，以及多年双拥工作的实践，双拥工作得到了重大发展。 首先是1937年毛泽东在《国共合作后的迫切任务》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军民一致”的原则，同年10月25日，毛泽东在与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中又再次明确提出，军民一致的原则是八路军政治工作的三大原则之一，这就为正确处理军民关系，开展双拥工作奠定了理论基础。 其次是新的政治工作实践丰富了群众工作的内容。在华北，我党开展了抗日游击战争，群众工作在游击战中特别重要。毛泽东指示部队要“适时把中心转向群众”。 再次是大生产运动进一步密切了军政军民关系。1940年，抗战进入艰苦阶段，为克服财政经济困难，中央军委号召各抗日根据地开展军民生产运动。军民通过大生产，密切了官兵感情、军民感情。 1943年，双拥口号正式提出，双拥活动兴起。1942年以前，也就是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的5年中，边区部队与边区政府对双拥工作都是很重视的。但是，由于当时的陕甘宁边区处于一个比较特殊的地位，又是相对的和平环境，物质生活十分匮乏，军地双方存在和滋生了主观主义、宗派主义、本位主义的倾向，军民关系出现了不协调不融洽的现象。部队自高自大，把自己凌架于政府之上，侵犯群众利益，违反群众纪律的现象经常发生。 1940年下半年，毛泽东在杨家岭专门召见萧劲光、阎红彦等10多位留守将领，座谈军政军民关系。座谈中反映了部分人对地方怨气很大，说“老百姓越来越凶了，不给部队房子住，大冷天让部队住在露天”，指责政府不管。还有的反映“老百姓动不动就要拉我们去见毛主席”，总之，牢骚很多。 毛泽东耐心地听完大家发言后说，开天辟地以来，老百姓见到军队就像老鼠见到猫一样，只有兵欺民，哪有民告兵。现在，老百姓不怕咱们，敢批评咱们，这说明我们边区的民主深入到群众中去了。 同志们听了，细细一想，觉得有道理，检讨了自己的工作，心悦诚服地说：我们对部队教育太差了，军阀主义残余思想依然存在。在毛泽东的开导下，大家消除了怨气，认识到了搞好军政军民关系的重要性。于是留守部队加强开展拥政爱民教育，认真纠正清查违纪现象。 延安整风时，毛泽东有一次接见军队干部，还专门讲：“边区有一位老乡给我们一分区司令员提了意见，你们听说过没有？这是天大的好事！那个老乡很有觉悟。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都是老百姓受官府的气，受当兵的欺侮，他们敢怒而不敢言。现在他们敢向我们一个分区的司令员提意见，敢批评这位‘长官’，你们看有多好啊，这是多么了不起的变化啊。”由于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倡导和支持，军政军民关系得到了很大改善。 1942年，在全党整风运动的推动下，陕甘宁边区高干会议和军政干部联席会议，又对军政军民关系上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认真分析、检讨，共同商定在边区开展一次规模较大的拥政爱民和拥军运动。 1943年1月15日，陕甘宁边区政府作出了《关于拥护军队的决定》，确定2月为拥军运动月，同时还制定颁发了《拥军公约》、《陕甘宁边区政府优待抗日军人家属条例》、《调整军政民关系维护革命秩序暂行办法》、《抗日军人抚恤条例》等法规。同年1月25日，留守兵团司令部及政治部发布了《关于拥护政府爱护人民的决定》和《拥政爱民公约》。延安《解放日报》发表了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造成拥军热潮，增强拥军工作》和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贺龙《开展拥政爱民运动》的文章。一场群众性的“双拥”运动在陕甘宁边区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 在开展双拥运动中，中央领导同志率先垂范。毛泽东、任弼时等给当地人民拜年，给老人祝寿，与老百姓猜拳饮酒，促膝谈心。军队在春节组织联欢晚会，军民欢聚一堂；召开军民座谈会，征求党政民对部队工作的意见；主动上门到百姓家中拜年，组织文艺队到群众中演出、宣传。地方群众热情拥军，帮助部队解决困难，认真落实优待抗属政策。“正月里来是新春，赶上猪羊出了门，猪呀羊呀送到哪儿去？送给那英勇的八路军”就是当时陕甘宁人民拥军的真实写照。 当时，陕北有一首《花鼓词》，生动地反映了军政军民团结的大好形势： 毛主席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1945年的任务》和《1946年的工作方针》中指示，要把拥政爱民、拥军优属作为一项重要工作，号召各解放区、各部队要普遍坚持开展双拥运动。他指出，开展双拥运动，对于夺取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粉碎国民党进攻，最后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都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这场双拥运动，与整风运动、大生产运动被称为“三大运动”。开展双拥运动，是延安整风运动的成果之一，是军民一致原则的重大发展。
